等等。

        这些都需要提前规划。

        靠看不见的手搞破产和转向新产业，动辄就得十几年时间。尤其是一次对外贸易要以两年为周期的现实下，更久。

        只不过，虽不靠看不见的手，朝廷也并不出资搞官办。

        一来朝廷没钱做这种数年的长期投资，二来大顺的行政效率和基层控制力搞官办定会搞得一塌糊涂。

        商人们出资，刘钰主导的工商部负责制定规划，保有一定的自由余量。

        同时也不进行荷兰东印度公司模式的那种强制收购，而是允许他们自行售卖，甚至可以如辽东黄豆或日本大米一般，搞期货。

        之后在龙牙门的几日，基本上就是刘钰拿着成麻袋堆积的书页，分发下去。既算是讲清楚这些产业的用途、规模、规划；也算是找个机会给这些商人们上一点“政治经济学”的课程。

        商人们会经商。

        但真的未必懂经济学，尤其是大顺这种极为特殊的环境，赶上海外贸易的风口，坐在家里都能收钱收麻了的特殊性，这些商人的水平到底如何，刘钰心里也真没底。

        大顺至今为止，算上这次，已经算是有了两次“朝廷干涉引导下的资本转移”。

        一次是鲸海、虾夷开发。

        通过强迫日本开关，盘活了东北亚贸易，靠虾夷在日本畅销的海产品、以及日本的稻米商品化期货化，完成了快速的对虾夷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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