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要搞出一些让士大夫觉得“恶”的事，未必违法，但不符合他们的道德的事，才能让士大夫集体转向。

        此时大顺内部的很多士大夫，其实倾向的是“天主教不错，只不过不该都归教廷管，而是各国各管自己的。再能祭孔祭祖，就挺好的，正可以耶补儒。”

        但皇帝的倾向，则是天主教不好，要取缔，要斗倒批臭。

        在天主教和儒教的争端问题上，刘钰即便是后来人，其实有些事懂得也并没有皇帝多，或者考虑的方向和皇帝也根本不一样。

        但若用另一种视角来看天主教在明末的急速发展，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

        经济的发展，导致理学在明末成为了禁锢，出现了华夏特色的文艺复兴运动，试图打破理学的禁锢。

        而理学存在的一大意义，就是当年佛教入侵，导致儒教撑不住了，最终搞出了理学。

        使命已经完成，佛教已经完犊子了。到明末的时候，曾经保卫文明抵抗释教的这一套，该退了。

        经济发展、物质基础改变，软件却跟不上，并无大儒能彻底解决软件问题的时候，耶教恰在这个时候出现。

        同时，又赶上了明末反理学的思潮。

        利玛窦等人的文化水平也确实够，借此机会，插了一脚，说【儒学被宋儒所污染了。宋儒的那一套，夹杂了太多道、佛的东西。】

        【只有摒弃宋儒、佛教、道教的影响，儒家才能回归真正的本意。不弃程朱、不知孔孟。】

        【古儒自古便祭祀以为至高的神，昊天上帝。古儒之天帝，就是上帝。】

        刨除那些夹带私货的内容，只说宋儒被佛、道所染，这几乎是明末的一种共识。包括王阳明，当时也一群人说他，被佛道所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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