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皇帝的语气轻松了一些，悬在刘钰心头的石头也算是落了地。

        只不过，更大的隐忧也就随之而起。

        这件事只是个意外。

        但却不是偶然，而是大顺向外走必然要遇到的情况。

        这种类似的情况，日后会越来越多的。

        今天这件事压下去，明天另一件事就去浮起来，皇帝内心的天平也就会不断左右摇摆，直到有一天彻底倾向另一边。

        刘钰清楚，留给大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启蒙运动已经在法国如火如荼，这些东西，比起天主教，会让皇帝更加紧张。

        大顺特殊的大一统的历史，以及被改造后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特质，使得让皇帝真正紧张的东西还未出现。

        就如同之前荷兰问题类似的扭曲的西方中心的神学史观，似乎就是荷兰模式和需要一个国家实体提供军队水手工人的寄生体系，从阿姆斯特丹转西移到伦敦、又从伦敦转西移到纽约；而科尔贝尔的国家工业主义统制经济从巴黎转移到莫斯科再转移到北京……

        此时在法国方兴未艾的启蒙运动，也可以扭曲地理解为，某种意义上脱胎于西欧封建制的权力制衡的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与已经隐约看到新时代之忧的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和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算是两条线。

        大顺特殊的历史和经济基础，如果是以平等主动的方式加深对欧洲的交流，站在皇帝的角度来看，皇帝多半不会在意那套分权制衡的理论，觉得这根本不是威胁，若腐儒之复古尔。连丞相、开府、实权爵、分封邦国、私兵都没了，谈什么制衡、过渡？若忧韩昌黎堕入恶鬼道一般，实无稽之谈，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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