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臣愚见，拥有庞大产业者，多数都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害怕动乱、力求安定……”张謇以己度人，说着自己的判断。

        工商界的经营者，为什么多是立宪派。其实正是张謇所说的理由。因为，社会安定正是他们的事业能否发展，是否会遭到破坏的首要条件。所以。他们希望改革，但更希望这种改革能尽可能地平稳过渡。

        “既是洋务娴熟，又干出了几件令洋人都赞佩的大事，朝廷欲成立农工商部，可否任其为官哪？”

        “微臣以为朝廷可先嘉奖之，再看他是否愿意入朝为官。”张謇沉吟着说道：“其所发明的新药能救千万人生命。国际上极为赞誉。听闻瑞典有一奖项曰诺贝尔奖，十分尊贵崇高。亦欲颁授给他。对此等振我国家声名，扬我国人志气的人才，朝廷应不吝褒奖，方显图新改革之诚。”

        “汝说得也有道理。”慈禧点了点头，“这个陈文强倒是争气，让洋人不敢笑我大清无人。嗯，你回去告诉他，让他忠良勤政，多为朝廷出力分忧。这高官厚禄，朝廷是少不了他的。”

        “是，微臣记下了。”张謇恭谨地答道。

        洋务运动后，清廷已意识到工商业是强国之本；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也意识到，提振国势挽回人心，非选择变法道路不可，于是宣布实施新政，内容包括办新学、练新军等。

        但实施新政便要花钱，苦于财政应付庚子赔款导致经费缺乏的满清朝廷当然十分窘迫。于是，捐官便成了一个资金来源，不仅对国内商人，而且对对华侨侨商的态度也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开始鼓励他们回国投资公益事业和发展实业。甚至慈禧也放下架子，召见从南洋苏门答腊岛前来的华侨商人张榕轩，任之官职，希望能带动华商回国投资，并且捐资输血支持朝廷的新政。

        而商人们也乐于通过捐纳巨资，获得政治地位的步步提升。比如张榕轩，用金钱开路，官职也是一升再升，初授福建同知，继升花翎三品衔、江西补用知府，直至花翎二品顶戴、广西尽先补用道。

        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满清的改弦更张对工商人士，以及海外的华侨华人是有好处的。比如清廷在南洋设立领事馆，开始注意保护当地华人的利益；对商人也放宽政策，由国内商人和侨商承揽的沪宁、沪杭、潮汕等铁路，都建成通车。

        但新政由于官员**，保守势力阻碍，最主要是资金匮乏，而有所反复。而施行新政的成本无疑又摊派到税赋中，又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形成了越是改革，百姓怨气越大的恶性循环。相反，“新政”倒是为革命者准备了可资发动的基本力量——新军与新式知识分子，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更为民国的创建提供了条件。

        再加上历史欠账太多，上百年来旗人的特权，对汉人的欺压，实质上立宪成功是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除非满清贵族以最大的诚意，以最有勇气、魄力的放权，形成实际上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体系，才有那么一点点希望。但——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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