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如成都、嘉定等重要城镇仍在南明永历政权的控制下。

        还是在保宁击败刘文秀部后，平西王吴三桂向朝廷“首议进取成都，以为根本”。

        即要在成都省会之区，“首立根本，设以重兵”，“有贼拒战，无贼则耕，根本既立，庶可渐次进取”。

        伪帝顺治赞赏他的建议，“真为国家久远之计”，说得很正确。

        但是，伪帝顺治又说，大兵驻扎成都，“路远民稀，钱粮转运维艰，”眼下还不能采取行动，要三桂与李国翰“暂回汉中”，他所属的四城壮丁，移至沔县一带分驻。

        他便回汉中驻扎，“待上命而动”。

        这里面有猫腻了，四川的主力部队打残了，再来一把子力气，四川全面安定。

        奇怪的是，这个时候伪帝顺治差起了钱粮来了！

        而且，如果历史不发生变化，伪帝顺治会笑看汉人文臣李国英和平西王吴三桂上演一场撕逼大战。

        就提几句啊。

        四川巡抚李国英上奏言，说云南、贵州还未平定，征兵转饷，因一隅之地，而拖“累数省已安之民”，旷日持久，势必“坐而自困”。他又说，以我强大兵力，还不能平定，不是我兵不强，粮饷不足，是“由封疆之臣畏难避苦，利纯功罪之念，先入于中”，却把忧患都推给了皇帝一人承担。

        吴三桂看了他的疏言后，很恼火，于七月十二日上疏，反驳他的不实之词。

        他首先说明，取成都为根本之计的建议，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而李国英是在他之后才说这番话的，不过是发他已发的议论罢了。

        所谓“畏避等论”，不知他用意何在！于是，他进一步阐明他的方略，以成都为“根本”，将来“进取滇黔皆有基，而接济亦可资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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