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邓名定下的银子和欠条的比例是一百元对一两，一开始鹰派们对这个兑换价格都没什么信心，觉得欠条是废纸一张，无法和真金白银相比。不过反正邓名也不强迫他们购买欠条，而是当作补偿凭证提供给他们，他们也没有想得太多。很快欠条的价格就开始溢出，因为那三分之一用欠条换取的货物没有多少竞争者，而三分之二不需要欠条的货物则会遇到竞价问题。反正定价一百元的货物，一两银子是肯定拿不到的，至少也要一两二，紧俏的甚至要二两。

        那些没有欠条的人也同样不满，在他们看来价格上涨就和这个规矩有关，而且大批可以立刻挣钱的货物，就那样锁在库房里发霉，这明显是一种浪费。

        于是当初称赞周培公高瞻远瞩的人，口风一转开始抱怨他是这个僵硬政策的始作俑者，要求周培公拿出鹰派领袖的责任来，去把这个政策取消掉。

        可这不但是冤枉了周培公，也超出了他的能力，当初周培公并没有参与这个政策的制定，完全是邓名独自想出来的主意，只是事后周培公觉得反响不错，才随手划拉了些功劳到自己身上，现在他当然取消不了。

        任凭周培公好说歹说，邓名留下的负责人就是不松口，要想拿这些储备货物就必须带欠条来，很快周培公发现自己还成了负责人的挡箭牌，一口一个：“这是你们周知府同意的”，“这是你们周知府向提督首先提出来的。”

        负责人那边减轻的压力，增大了十倍压到了周培公身上。

        “我被坑了！”周培公私下里又对妻子抱怨过：“我太大意了，居然以为能白占邓提督的便宜，真是自找倒霉！”

        既然银子这条路走不通，大家也只好想办法曲线救国，于是就有人想从成都负责人手里换一些欠条走。不需要按照一比一百的银元比，就是一比九十甚至一比八十，这些人也都表示能够接受。

        但负责人再次打碎了他们的美梦，告诉他们邓名宣布的一百元相当一两银子，只是为了帮助鹰派了解他们的欠条的价值，归根到底还是从一石大米一百元演变来的，如果他想换欠条，就需要向成都知府刘晋戈纳税。也就是说，运一石粮食到成都交给刘知府，就能拿到一百元的欠条其实也未必能，这只是邓名负责人的说法。

        成都实在太远，运粮过去还需要组织船队，武昌就有人提出预支明年的欠条，不幸被负责人否决了，他称明年的税还没缴纳，这欠条根本不存在；既然如此，就有人表示要去给李来亨、郝摇旗、贺珍他们预先纳税，想必他们肯定愿意收，但负责人依然不同意，表示邓名说过是补偿每年的正税，他们就算现在预先缴纳了，也要明年才能给欠条；鹰派集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纷纷表示他们感觉李来亨税收少了，他们愿意向虁东军交更多的税，但这点依旧不能得到负责人的认可，称邓名只补偿税收不补偿捐输，这明显是自愿、自发的助饷行为不能发给欠条。

        在把最多的抱怨砸到周培公头上的同时，武昌鹰派集团中已经有人开始认真考虑运粮去成都的问题了。负责人提醒他们，他们是不是有在成都纳税的资格值得怀疑，也就是说刘晋戈有可能不接受武昌人向成都知府衙门缴纳的赋税。但负责人并没有把话说死，所以有几个人已经准备了粮船，打算去成都投石问路，看看能不能换回欠条。

        但私下里在武昌收购邓名走私来的货物是一回事，组织粮船跨过虁东、鄂西明军占领区，运输粮食到成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尤其是一帮人还叫嚷着要周培公承担起鹰派领袖的责任来，给他们的粮船保驾护航，这就更让周知府焦头烂额了。

        这两天周培公一直在操劳此事，直到被湖广总督的使者唤来总督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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