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名要刘晋戈自己去斟酌该如何宣传政府这次发放的意义，能够让成都周围的百姓觉得从军服役会有现实的好处，就达到目的了。在信的末尾，邓名还给予刘晋戈更大的权力：“若是刘兄弟觉得一个人二百元太少，效果不好，可以加发更多，只要总花费控制在二百万以内就可以。我期待着刘兄弟的好消息。”

        秦修采看完信后，双手捧着还给了邓名。后者把它收到信封中，封上口，按上自己的印章，交给士兵送走。

        这些同举人什么都要买，手里有了欠条，很快就会使用出去。除了这六千人以外，新移民的购买需求也要考虑。邓名深信只要帮他们渡过眼下的难关，他们明天会创造出很多财富来回报社会。

        “回去告诉熊行长，他的放贷范围不要仅限于退伍军人了，这些新来的老百姓也可以放贷。不过要收利息，不能白给，毕竟他们和同举人、同秀才不同，还没有为朝廷贡献过力量。”邓名想了想，又道：“应该对那些勤奋做事的人有更多的鼓励，比如那些愿意在闲暇时间去商行做工的人，可以得到数额较大或是利钱较低的贷款。至于一般人嘛，我觉得把贷款额度设为一千元就可以，年利息收百分之五好了。”

        很多刚刚抵达成都的移民身无余物，但即使他们只是种地而且只开垦了十亩，到年底也能够向朝廷缴纳一百元。而这不过是他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十几分之一，因此邓名认为向这些移民提供贷款是很有赚头的一件买卖，更不用说还能因此刺激工业发展。

        对此秦修采固然不反对，但他仍然担心粮价。他向邓名指出，仓库里的粮食就算保存得再好，也会逐渐地吃光，要是欠条大量流通，粮价上涨是必然的趋势。而到了那个时候，若是刘知府不肯用粮食回收欠条，粮价飞涨就无法控制。

        “对，你说得对。万一将来粮价控制不住，我不会责怪熊行长的，让他放心大胆地做事。现在恢复生产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当初不让他发太多欠条就是怕物价飞涨，影响了生产。”邓名宽慰秦修采道：“我从江南带回了大量粮食，今年就是没有产出，也足够大家吃了。”

        但秦修采的疑虑依旧没有完全打消。熊兰和他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曹操认为军心比粮官的性命更重要，为了维持军心而不惜杀掉一个粮官；现在邓名嘴上说没关系，也可能是真心实意，但若是需要在平息民愤和保住熊兰之间选择的话，熊兰对自己胜出并没有太多的信心。

        “你还有什么事吗？”见秦修采几次欲言又止，邓名主动问道。

        “熊行长打算建立一个义仓，用来存米。”秦修采小心翼翼地说道。熊兰知道此举侵入了知府衙门的权力范围，不但会遭到刘晋戈竭力反对，也可能会让邓名不满：“这个义仓只做两件生意，用八十元购入一石大米，或是以一百二十元的价格出售一石大米。绝不改变售出或购入的价格，也不能拒绝交易。”

        秦修采的建议让邓名顿时愣住了。当初他曾经设想让都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以一百元购入一石粮食，但考虑到粮价不可避免的价格波动，以及储存成本、质量好坏等因素，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邓名只是对刘晋戈提出一百元一石的参考价格，具体的采购价格和采购数量让他自行斟酌。

        而秦修采的这个设想看上去似乎具有操作性，只要存在这么一个机构，那么成都的百姓就会对粮价有基本的信心。

        “很多百姓不愿意把欠条拿出来用，就是他们怕到了收获的时候，粮价跌到每石五十元、四十元，甚至十元、五元的地步。”秦修采以为邓名听不懂，就给他解释起来。这种粮价暴跌现象其实是常见现象，谷贵伤农、谷贱亦伤农。每当收获以后农民就要缴纳赋税，在这个时候，粮商和官府往往就会合伙极力压低粮价，农民不得不以十分之一的价格出售大量的粮食来换取足够的白银。有时因为官府的逼迫，农民不得不把口粮和种子粮都贱卖出去；等到缴纳赋税之后，粮价就会直线上升，为了活命农民又要去借高利贷，用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把贱卖出去的粮食再购买回来。

        现在成都府还没有粮商，刘晋戈做为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也不知道这种官府的敛财手段。不过并不是每个百姓都对这种手法一无所知，在看到欠条的价格不断上涨后，就有人感觉听到警钟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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