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所生活的时代，除了士人的争斗，皇权的废立也被宦官掌握着。有一次，唐宪宗问宰相崔群：“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崔群所言非虚，果然，宪宗自己就Si于一次疑似Zb1an：“初，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恽为太子，上不许。及上寝疾，承璀谋尚未息。太子闻而忧之，密遣人问计于司农卿郭钊。钊曰：殿下但尽孝谨以俟之，勿恤其他。钊，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Si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即位的穆宗和敬宗也不是什么好鸟：“上敬宗游戏无度，狎暱群小，善击球，好手抟，禁军及诸道争献力士，又以钱万缗付内园令召募力士，昼夜不离侧。又好深夜自捕狐狸。X复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逊，辄配流、籍没。宦官小过，动遭捶挞，皆怨且惧。十二月，辛丑，上夜猎还g0ng，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饮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苏佐明等弑上于室内。刘克明等矫称上旨，命翰林学士路隋草遗制，以绛王悟权句当军国事。壬寅，宣遗制，绛王见宰相百官于紫宸外庑。克明等yu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涵入g0ng，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尽斩之。克明赴井，出而斩之。”这就叫做螳螂捕蝉，h雀在后。可是在h雀的身后是不是还潜伏着更为凶猛的捕食者呢这个故事里的h雀王守澄后来很快也被吃掉了，那是文宗朝的事了：“李训、郑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训因进讲，数以微言动上。上见其才辩，意训可与谋大事，且以训、注皆因王守澄以进，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诚告之。训、注遂以诛宦官为己任，二人相挟，朝夕计议，所言于上无不从，声势炟赫。注多在禁中，或时休沐，宾客填门，赂遗山积。外人但知训、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与上有密谋也。上之立也，右领军将军兴宁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训、注为上谋，进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权。五月，乙丑，以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悦。宪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陈弘志所为。时弘志为山南东道监军，李训为上谋召之，至青泥驿，癸亥，封杖杀之。李训、郑注密言于上，请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赐鸩，杀之，赠扬州大都督。训、注本因守澄进，卒谋而杀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训、注之Y狡，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李训、郑注同样没有逃脱螳螂的命运，大和九年发生了著名的甘露事变，李郑没有除掉他们一手提拔起来的仇士良，反倒命丧h泉。

        没有任何出人头地机会的天才诗人杜牧就这样做着“十年一觉扬州梦”，作为一个纵yu主义者的天才诗人杜牧为什么还会“尘世难逢开口笑”，“但将酩酊酬佳节”呢现在，他的诗作的价值终于被同样失意落寞的人们所发现，他确实再也“不必登临恨落晖”了。

        一个不解之谜

        拜读了入谷仙介先生的王维研究，先生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古籍钻研之JiNg深，对华夏文化认识之透彻，着实令我们这些晚辈汗颜。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对王维和陶渊明所作的b较，认为两者有重合的地方，也有不重合的地方：“王维以陶渊明式的用田园来保持自己的主TX这一观念为基础，融合大小谢的观察现实中的农民和客观写景两种方法，使田园诗的创作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在诗的世界里导入农民作为**的客观存在，是王维的一大功劳，使他的田园诗成为到杜甫、白居易的写实诗的过渡。尽管如此，他却在表现农村、农民的诗里，加入了与贵族官场对立的隐逸世界，其结果，使他的田园成了乌托邦。”入谷仙介先生在书中提了一个问题：在当时的大诗人之中，王维为什么独与李白没有过交往不知为何，入谷仙介先生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说，两人几乎同岁，又都是桂冠诗人，虽然李白并不是正统的官场诗人，又或许两人并不属于同一个政治集团或者文人集团，但两人应该没有任何道理从未有过接触。据说王维的诗丢失了十之，或许这十之里就有涉及李白，又或许机缘巧合两人确实并无赠答也在情理之中，总之，暂且存此疑难，有待学理JiNg通之高士来破解。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看了几篇文章，一篇是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一篇是重建知识与人格的立足点徐复观的知识分子论，一篇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发展观叙论，现仅就各方观点作一个粗略的梳理。

        一、现在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并不存在一个徐复观所谓“两千年的统治局面”，所以也不存在什么“道”与“势”的生Si抗衡。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附庸，也应该分而论之，王戎是的，山涛是的，向秀是的，阮籍可以说是的，稷康就不是的，刘伶也不是。宋代政治更是相权政治。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都是很可怜的，如东汉中后期的那些皇帝，如唐代中后期的那些皇帝，还有明代中后期的那些皇帝。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流一直是具有**X的。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里所引的王祥不向司马昭跪拜的事迹即是道统。

        二、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思想史家，徐复观并没有把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在他看来，两千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以唐宋为界，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唐宋之前，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还能保持相当**的姿态。汉代的察举制虽然将士人引向仕途，但能否入选，不是像后来的科举制度那样取决于皇帝的意志，而是要看乡曲的清议，无异于政府将人事权公之于社会，社会拥有一种原动力。知识分子要进入政府，首先要进入社会，这就使得汉代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以社会为本位，因而还有廉耻之心，知道要砥砺品节。到了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虽然多有流弊，但中正的品鉴，仍然以士人在社会上的行谊为标准，并在理论上可以不为政治权力所左右，皇帝对于中正的品第，亦无从加以g涉。知识分子依然是站在皇帝与百姓的中间，发生一种贯串平衡的左右，知识分子在这平衡之中，对政治保持了相当的尊严，维持住若g的人格。然而，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大变局。科举只着眼于文字，与士人的行义名节无关，使得士大夫与中国文化的基本JiNg神脱节，对文化缺乏真正的责任感，使得以成就人之道德行为的文化JiNg神，沉没浮荡而无所附丽。而文字的好坏，要猜测朝廷的好恶，与社会清议无关，这使得士大夫在JiNg神上完全与社会脱节，更使其浮游无根。另一方面，在科举考试下士大夫的前途，全靠天朝的h榜由上而下吊下来，完全依赖政治权力。科举简化为一单纯的利禄工具虽然，在宋明有程朱陆王一辈人站出来，指出科举之外，另有学问，功名之外，另有人生，朝廷之外，另有天地；而在明末又有顾炎武、h宗曦一批人出来伸张地方、培育民力、制衡朝廷，然而，徐复观看到，仅靠中国文化的力量，并不能转换中国的历史条件，无法解开中国历史的Si结。”这就引申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个人品行与知识能力的关系问题。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所引的曹C的“求才三令”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曹C的“惟才是举”固然与其自身的出身有莫大关系，但事实上两者也确实没有很明显的关系。诚如徐复观所认为的，知识与道德的脱节，严重偏离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原始教旨，使得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丧失了社会责任感，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考试，考试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而做官的目的还是为了一己之私。在徐复观看来，只有知识，没有理想的人并不能算作知识分子，而只能算作技术专家，算作统治集团的工具：“儒家德X文化的道德尺度由于不恃外力，其尺度只是各人的内心，只靠自验于心之安不安，而没有办法做客观的规定。这种只能信自己而无法信于别人的德X，若不上升而向下坠落，便会转为自私自利的自然在这样的主观的德X文化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也分化成为两部分人，一小部分是少数怀有人文理想的知识分子，而大部分是自利自利的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既无内在的德X自力，也无外在的宗教或法律的他力，只有听凭其rEnyU横流。”这样看来，所谓的“道”与“势”的抗争，并不在于“势”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并不在于“道”的力量是如何地分散，是如何地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一个集T的良心规范，其本源仅仅在于知识分子自己出了问题而已。

        三、普通民众的问题：知识分子出了问题是缘于制度，对于普通民众，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制度，对于普通民众，仅仅存在一个教化问题。中国的皇帝从来没有“私天下”的说法，民间也没有长子继承制。梁漱溟非常排斥将西方的那一整套东西都搬到中国来的做法：“吾为农国，农业根本不适于资本主义而适于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具有直接跨入到社会主义的先天优良条件。在“善”和“富”的两难选择中，他认为“善”是第一位的。所以，他要制定乡约，要兴办乡学，要从文化上找出路。梁漱溟是一个很天真的人。梁任公早就说过：“中国有乡治，无市治”，在“吾为农国”的情况下，乡治是非常有效的。但工业化商业化乃是世界发展之必然趋势，即使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农业国家也不能仅仅依靠农业立国，私yu、利益对传统礼俗的破坏是根本就无法避免的。赵俪生先生说：“与小共同T本位的中世纪欧洲相b，在大共同T的传统中国，小共同T认同较弱，道德经济sE彩较淡，对村社、领主的依附不强，民间而非官民之间理X自利的经济人行为早熟，老百姓之间很早就习惯于自由与契约关系，温情脉脉的东西b西方中世纪更少，而绝不是更多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这些以往被称为农民战争的大规模民变，其实与佃变、也与西欧的农民战争X质完全不同。民变主要是官b民反。它们或是由朝廷lAn用民力如秦末、隋末、元末、横征加派如明末引起；或由朝廷严厉的国家垄断、经济统制榷茶、博买、海禁、矿禁等绝民生路而激变；或因官府严厉的户口控制与流民cHa0发生冲突，包括官府强制迁徙或强制阻迁封禁、遣返、追逃等均可激起民变；或由于吏治、法外敲诈而激成民变常与以上三因素叠加过去常有人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作为农民觉悟不够的T现。其实民变不反皇帝往往只是由于实力不够，实力足够就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这并不需要什么阶级觉悟。相反，不反皇帝的佃变倒更多地出自佃农对抗业主的阶级自觉。大规模民变按统治者的贬称通常有土寇与流寇两种类型。土寇往往由地方豪强率领依附人口就地抗官，佃农庄客作为依附人口也常常卷入这种Za0F。但这种抗官不但不是什么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恰恰相反，只有主佃较和谐而官民尖锐对立，才会发生这种庄客追随庄主造官家的反的事。主佃对立、佃变频仍的地方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土寇的。而流寇更多地是穷人与官府冲突。地主Za0F一般都是守土不流的。但组成流寇的穷人通常也不是佃农，因为与承担朝廷赋役的自耕农乃至平民地主相b，佃农较少与官府打交道。他们或许会与业主冲突而发生佃变，会因追随业主而加入土寇，但说他们因为地主收租就会去与衙门、与朝廷较劲儿，未免匪夷所思。正因为如此，大规模流寇主要爆发在自耕农为主、租佃率较低的地区今天我们应该看到：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而在于大共同T本位的制度造成的官b民反。与西欧农民战争X质近似的佃变现象虽然存在，但大规模民变，无论是土寇还是流寇，都与我国集权制官僚帝国的制度下难解的官民矛盾极度相关，而与民间社会内部矛盾之相关度极小。”现在农村的情况我不了解，老师倒是说了一些，b如说因为孝道的被破坏以及城镇流动X的增强，农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重男轻nV了，生男不如生nV，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

        颁金玉壶诚可畏独善其身谈何易

        我以为，那些成天将Ai国二字挂在嘴边的人，到真的要Ai国的时候，必定是跑得最快的。

        我以为，中国人看似到关键时刻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实则依然改不了窝里斗的本X。

        有史为证。

        我看到过的三种南明史，一是钱海岳先生的，共有十四册，按传统笔法写成，应是引用资料最全、最为详细的一种，一是美国学者司徒琳的，老外写的书，最大的优点是简洁，但观点常常不是主流，甚至错误，初学者不宜，还有一种就是顾诚先生的了。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不虚美，不隐恶，站在汉民族为华夏正统的立场上，指出投降大顺只是亡国，投降清妖便是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使朱明、大顺和清妖同样暴nVe，也不能认异族为亲。我们知道，吴三桂本来已经是归顺了李自成的，一来他父亲和许多家人在李自成手里，二来李自成有十多万人马，清妖兵力加起来总共也不过五万，可是后来，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在半道上降了清，顾先生置身那样一个极左的环境中，虽然极力维护农民军的声誉，但也丝毫不掩饰他们的小农本X。对于东林－复社系统在与魏党系统争夺权利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门户之见，顾先生也丝毫不掩饰。北京城破，崇祯自缢，他的三个儿子都没能够逃出来后来也都被清妖给杀了，在陪都南京的最高首领，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找到凤yAn总督马士英商量该立谁为储，另一方面，各位遗老们也都炸开了锅，有的说该立桂王，有的说按“兄终弟及”的原则该立福王，东林党魁钱谦益则说该立璐王，其时璐王在广西，离南京较远，福王、桂王在淮安，且福王是崇祯的直系亲属，而不像其他的几个王，与崇祯是叔侄关系，按礼当立福王，其实他们这样争来争去也无非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罢了，难道东林党人就没有私心吗璐王是旁支，如果真做了皇帝，东林党便有拥立之功。真正大公无私，按“尚贤”原则办事的只有史可法，还向马士英写信列出福王之“七不可立”，本来已经准备好要立桂王的，可惜马士英手下的几个将领在一个太监的怂恿下全都倒向了福藩这个曾经服伺过福王的太监自然也有自己的考虑，至于为什么那个时候太监的话这么管用，那就不得而知了，马士英也不得不倒向福蕃，见大局已定，钱谦益变得b谁都快我很理解这位后来成为叛徒的人物以及天底下所有叛徒的心情，只有史可法还蒙在鼓里，由于被马士英抓住了把柄，史可法在弘光朝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先是平级调动，才一月就被革职，钱谦益倒是升迁得很快，由礼部侍郎晋升为礼部尚书，可是不久，清妖便占领了南京。顾先生以最客观的笔墨记下了清妖对大量无辜平民的屠杀行为以及对汉民族的奴化政策，也丝毫不掩饰史可法指挥作战的优柔寡断，最终覆亡的必然。我想，如果李自成与吴三桂不窝里斗，东林党与阉党不窝里斗，区区五万清妖又怎么能够统治华夏近三百年时间呢，怎么会到现在还有人鼓吹什么“康乾盛世”是清明政治呢

        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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