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商罪科寄出邮包那天，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午后。

        整理这份内容的这段时间，齐诗允十分小心谨慎。她没有用办公室的电脑，也没有动用任何可能被追溯的私人邮箱或网络节点。所有资料，她都在数台不同地点、毫无关联的公共电脑上完成准备。

        最终版本，被拆解成三个逻辑部分，储存在一张毫无明显特征的磁盘里。

        第一部分，是「路径」。

        并非指控，而是将数份早已公开、散见于不同年代政府宪报、集团年报及会议记录中的文件碎片，以清晰的索引方式重新编排。会议纪要编号、附件对应关系、签名位置……

        像一份文献综述，只为指明：这些信息本就存在，且彼此关联。

        第二部分，是「问题」。

        没有任何结论，都是她自己撰写的提示：

        ——该份土地现状确认文件，其法律效力在当时是否被完整评估？

        ——签署人依据哪条授权链条？该链条在彼时公司治理结构下是否完备？

        ——这份确认，对后续地块的「用途规划可行X评估」产生了多大b重的基准影响？

        这些问题本身，指向可能存在的程序瑕疵与责任模糊地带。

        第三部分，只有一句话。用最常见的字T打印在一张空白A4纸上，没有任何信头、署名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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