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我更近了一些。手放在我胸口，如同刚才对C一样，教我要怎样将氧气沉入肺之下。那只手柔软而小，掌丘隆起，只是并不温热——是冰冷的。我垂着眼睛睁开一条缝，他还是认真、严肃、一丝不苟，下睫纤长而随卧蚕翕动，简直像条自投罗网的热带鱼。

        我的手指把运动裤的边线绞成蜿蜒的S型，饥饿正从深不见底的海中，气泡一般涌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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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课和排练，我偶尔会在学校里碰见他。后来知道他临时住在北边的教职工宿舍，一栋灰色建筑的三楼往上最后一间。那一片没有热水间，因此，一个学期内，他以固定频率，拎着保温壶出现在男寝和西南门的交叉点上。

        我从那个时候养成了在某个固定时间段到寝室阳台上抽烟的习惯。准确地来说，是斜阳在灰色的天空后开始黯淡的时刻，直到远处雁塔的装饰灯亮起来的那一段时间之中，我会在阳台上抽四、五支烟，盯着不远处的十字路口，等待那条可怜的热带鱼路过——瘦小的，套在白色运动服里的身影，从干枯的梧桐树枝下，匆匆地来去。这种观察持续了很久，并几乎快取代网络游戏成为我异常无聊，堕落的大学生活中唯一的调剂：这就像一个锚点，或者，横亘在即将彻底坠落的残酷未来和从未真正意义上过去的青春期之间的，一个稳定的常数。

        同样是那个时候，我学会了提前半个小时爬起来去领晨功的章子。这并不是痛改前非的前兆，说到底，是出于一种最好秘而不宣的兴趣：张老师，也会去练晨功。他练台词，“你们这些铁石心肠的人们，为我而哭吧！”，是李尔王，字句间氤氲潮湿的水汽；或者将手搭在练功杆上，背部弯曲，一节脊椎连着另一节，拱起，构成南方那些连绵不绝的丘陵。

        “你最近都来得很早啊，A，”他笑着朝我打招呼，咬了一口冷掉的油条，“对表演来兴趣了，是不是？我都说过了，你挺有灵气的。”

        嗯，我含糊地说，嗯，对，最近睡得早，醒得也早，没事干，我就是来看看。

        C也到了。张老师同样也和他打招呼——然而，一种年轻的直觉让我察觉他与C之间，与我有所不同：这或许是笑的方式之间具有客套与不设防的差别。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在何时，以哪种方式造成了这种差别，这让我尤其烦躁。也许只是顺手帮他拧了道具箱子这样的关系，我想，但无论如何，C那条轻微起球的围巾在初冬之后系在了他的脖子上，那并不是巧合。

        黑色的围巾绕了两转系在他幼细的脖颈上，像等式中被引入了不可知的因变量，并留下几个无从证明的猜想。

        我对数学一窍不通，而这比数学更麻烦：因为它激起一种疯狂而扭曲的好奇心。

        进入十二月后的第一天，我在机房帮朋友剪片子。发灰的台式机屏幕右下角弹出聊天软件的提示，白色的像素点拼成七点四十八分，还有十几分钟就到机房落锁。我把连着数据线的手持摄像机断开，按掉电源，准备还完器材就去吃饭。我拎包下楼，往二楼尽头的器材室走。这个点人都散了，走廊的钨丝灯一半年久失修，留下旧厂改造成的学校在日落时分像座孤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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