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德米特里奇仍旧照昨天那种姿势躺着，双手抱住头，腿缩起来。他的脸却看不见。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着吧？”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万·德米特里奇把嘴埋在枕头里说，“第二，您白忙了，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狼狈地嘟哝着，“昨天我们谈得挺和气，可是忽然间不知什么缘故，您怄气了，一下子什么也不肯谈了……大概总是我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再不然也许说了些不合您的信念的想法……”

        “是啊，居然要我来相信您的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欠起身来，带着讥讽和惊慌的神情瞧着医师。他的眼睛发红，“您尽可以上别处去侦察，探访，可是您在这儿没什么事可做。我昨天就已经明白您为什么上这儿来了。”

        “古怪的想法！”医师笑着说，“那么您当我是密探吗？”

        “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密探也好，大夫也好，反正是奉命来探访我的，这总归是一样。”

        “唉，真的，原谅我说句实话，您可真是个……怪人啊！”

        医师在床旁边一张凳子上坐下，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不过，姑且假定您的话不错吧，”他说，“就算我在阴险地套出您的什么话来，好把您告到警察局去。于是您被捕，然后受审。可是您在法庭上和监狱里难道会比待在这儿更糟吗？就算您被判终身流放，甚至服苦役刑，难道这会比关在这个厢房里还要糟吗？我觉得那也不见得更糟……那么您有什么可怕的呢？”

        这些话分明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这是下午四点多钟，在这种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通常总是在自己家中各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希卡问他到了喝啤酒的时候没有。外面没有风，天气晴朗。

        “我吃完饭出来溜达溜达，顺便走进来看看您，正像您看到的那样，”医师说，“外面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万·德米特里奇问。

        “是的，三月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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