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去药房买药。管事的老蔡不在，走开了。柜台前等着的另一位顾客问我：什麽伤？哪儿疼？

        被妈妈打出来的伤，在穿了衣服看不见的部位。这叫我怎麽说呢？

        何况是这个人在问我，更令我连头都不敢抬。

        他还笑着继续问：“怎麽？不认得我了？我也算是你的老师啊。”

        正是认出来了，我才腿软脸烧，无言以对。

        我知道贺先生在我们学校当上了老师，所以他才辞掉了家教的职位——学校禁止教师在校外兼职。

        我们学校有两个部分，文科和理科。我是文科的。贺先生在理科任教。他不教我，我不常见到他。但论理我还是该叫他老师的。

        但我在心里叫他“先生”。偷偷的，老派的，像黑白电影，与现实世界隔了一层朦朦的不可触摸的距离，格外优美而绝望。

        我滚烫着脸深埋头，一会儿，他也没说话了，我忽然意识到糟糕了：我会不会显得很没礼貌？他会不会讨厌我了？

        这时候老蔡终於从库房的门里出来了，拿着一包烟，与爸爸他们抽的大路货不一样，纯黑包装，上面用金色印着片叶子，俨然峻丽。老葵递了这烟给贺先生，一边问我：“你弟弟又磕伤啦？”熟门熟路给我拿了支消炎清淤的药膏。

        我感觉到贺先生的目光，连手都热辣辣的，都不敢伸出去接药膏，又不敢不接。

        贺先生开口了，声音醇厚，让老蔡再拿两样东西。

        那两样东西交在了我手里。

        我始终深埋着头，看贺先生打开烟盒，取了一支烟出来。那烟特别的儒雅、修长，很衬他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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