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个紫花布褡裢沉甸甸的，里面装得自然是银子，难不成是石头吗？”船老大说，“他也很当心，褡裢不离手。一直坐屁股下面，睡觉也揣在怀里。警醒的很。”

        高重九回到刑事科，把奔走一天获得的材料整理了一下，得出了三条结论：

        第一，陈定的确是一个人来得广州，到事发地点却有了同行者；第二，陈定是带了一大笔银子；第三，银子至少在大市街他被人目击的时候还在，只是背在另一个身上。

        “这事情看来不简单嘞。”高重九自言自语道。

        晚上，他把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向李子玉做了汇报。

        “很显然，从他自述被打晕到他在大市街被人目击，当中肯定发生了什么。”高重九说，“我看，有必要和陈定再谈一谈。”

        “关键就是这个同行人了。”李子玉说，“问题是陈定自始至终也没提到过这个人，会不会是伙计看错了？他只是走路的时候和陈定靠得很近，其实并不相识？毕竟除了这个伙计，没有其他的目击证词啊。”

        “倒是也有可能，”高重九点头，“不过既然是陌生人，陈定的褡裢怎么会在他肩上呢？”

        “偷得？”

        “如果是偷得，得手之后应该立刻隐入人群。而不是大摇大摆的和受害者一起走－－按照伙计的说法，两个人的步伐都很从容。”

        这的确说不通，李子玉心想，这案子可真怪！他摸着自己的只有几根短小稀疏胡须的下巴，陷入了沉思。把自己在临高培训班上学来得各种推理和案例来回的套着。结果还是不明所以。

        “会不会是沾惹了女人或者赌博，被人做了局丢了银子。他不肯说。”李子玉说，“同行的人就是做局的。”

        “倒不是没有可能。”高重九点头，“不过从他下船到他在大市街被人目击到，前后不到两个小时。做局有点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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