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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人待缙绅士大夫如此刻薄，莫不成真要与黔首共天下吗？”有人幽幽道，“小弟见这澳洲人的邸报文书，动辄便云：元老院与人民。这人民不就是百姓么？”

        “自古缙绅士大夫为天下根本，这澳洲人自称大宋，就算是伪称，也该知道大宋最重士大夫，文相公说过：‘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元老院自称大宋后裔，总不见得这句话都不知道吧？如今却是变着法的糟踏士人缙绅，莫非真要与黔首治天下么？”

        黎遂球道：“士大夫缙绅有几人，黔首又有多少？髡贼此策无非是拿‘民心’二字做文章。”

        “虽说孟子有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然自古至今，未闻有与黔首共天下者。治国理政，便是你我饱读了诗书的人都不敢轻言一个‘懂’，何况大字不识几个的普通百姓？”

        ……

        黎遂球暗想：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澳洲人的作为，亦不过如此。平心而论，这“三策”，黎遂球是颇为赞赏的。若能用好，自是国泰民安。然而这“抑豪强之势”，未免打击面太宽了些。他自己和师友们，无论如何也算不上“豪强”，不过有个功名在身，财产田地多些罢了，堪称与人为善的长者人家。如今竟也成了髡贼打击的对象。心里着实的不快。莫非这髡贼真和许多人说得那样，与名教为敌，看不得读书人？

        想到这里，不由心中暗暗忧闷。广州失陷之后，自己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一直在脑海中萦绕。他的忠孝名节观很重，并不能象其他人那样能过关起门来过“壶中日月”，逃避现实。这大明之土却被海寇窃据的屈辱感始终笼罩着他。

        有很多次，他都动了离开广州，去广西或者京师为朝廷效力，收复广东的念头。

        要走倒是并不困难。髡贼对原本失陷在本地的大明官员都是持“去留随意”的政策。普通的百姓，更是随意。然而自己有一大家子人要照护――母亲已经年迈，就此将家眷抛下，他又实在不忍心……

        收回思绪，只听屋子里还在议论征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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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田赋房产要征税也就罢了，连蓄养几个奴仆亦要征税，还是什么‘累进’，蓄得越多，征得越高，这是哪家的歪理邪说？昨日我和父亲说了，真要征税，不如全部与他们脱了籍，放出去，让他们找澳洲人去要饭吃！这大宋的天下，做善事都要遭雷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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