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也是最要紧的是，孙元化在万历四十年乡试中举的时候，座师正是王象春。徐光启与王象晋是同年，同教前辈楊廷筠與王象节同年。

        从这个角度来说，王象春虽然是东林党。和孙元化徐光启不是同一派，但是双方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尤其是“座师”、“同年”这样的关系。

        孔有德知道王家和自己的特殊关系，才会如此下重手处置部下以使得王家满意――这点上，孙元化对孔有德还是比较满意的，认为他“识大体”。孔有德兵变伊始。就不断派人来投书，说明自己的“苦衷”。

        王家在这件事上也有很深的牵扯，孙元化心想，王家是同样可以被安上一个“激变”的罪名。眼下朝中的东林党势力开始不稳，肯定会有很多人拿这个作为炮弹。

        而且王家和毕家又有类世的姻亲关系。于情于理，王家都要撇清“激变”的罪名。

        王家有可能会拿他当替罪羊。把罪名推到他的头上。但是仔细想来可能性并不大。首先王家这样做，只会把徐光启一派的官僚推向对立面――这对东林党自身没有好处。其次，是否“激变”，他作为登莱巡抚显然最有发言权。如果他死咬王家有重大责任，王家也没法把自己洗刷干净。

        只要晓以利害，到时候王家纵然不帮忙，亦不会落井下石。

        当然此事还得请朝中的大佬尽量开脱才行――少不了得大量的打点花费。

        钱，他当然有得。孙元化不是一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清官”。他有任事之能，但是本身并不清廉。他以幕僚受举荐入仕途，不到十年就当上了登莱巡抚这样的要职，除了自身的才干，首先是徐光启这位老师兼姻亲在朝中的庇护，其次是在周延儒身上的花费打点。

        跑官、买官这样的事情，孙元化并没有少干。何况，在当时朝廷已经形成的政由贿成的环境下，任何人的政治主张和见解想要得到朝廷的认可和推行，都需要大量的花费。这笔钱当然不是出自他自己的私囊――他也出不起。

        尽管登莱巡抚的职位使他宦囊丰厚，但是登州陷落之后大部分钱财也失陷到了城里。现在他的奏折一递进去，就要花费一大笔的活动经费。幸好在这之前他请山西屋子汇了一笔银子到京师。加上在京师和家中的存银，大约也够了。纵然不够，余下得也只能由在京师的师友们代为筹措了。

        奏折写好，却不是正式的拜发。而是以私信的方式派遣专人快马加鞭专差送到京师徐光启府上，请他代为斟酌修订之后再发出――他现在对朝中情况一无所知，恐怕奏折中说了什么不应的话，反而给自己惹麻烦。

        孙元化正在紧张的活动的时候。山东前指同时发出的电报。许可接到电报之后立刻向京师、杭州和南京的情报机构发出指令。在前一年设置的情报机构随之运转。发动机前指给对外情报局的命令是：设法保住孙元化的官位，争取革职留任；如果不能，则设法争取孙元化革职军前效力。总之，要设法将孙元化留在山东。

        冷凝云接到电报的时候，正在自己的钱庄书房里裹着厚厚的皮袍子按计算器算账。

        他现在的摸样和做派，除了没有猪尾巴之外，很像电视剧里的晋商。包括屁股下面的火炕――17世纪的北京的冬天，真不是盖得。晚上放在屋子里的茶壶一早起来也能冻得结结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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