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今年五十不到，一笑，胖胖的脸挤在一起，眼睛弯弯，亲切的不行。只有她们时，她通常说母语，带着浓郁的苏南腔。

        没错，安娜婶婶和她一样，都是中国人。

        戈蒂十二岁到柏林，样样不适应，无论天气、饮食还是这座城市的气质，尽管自五岁起她便与一群德国人生活。

        她与它大抵不相投，命中相克，谁也瞧不上谁。

        好长一段时间肠胃都在抗议，整个人焉哒哒，像棵没气的小草。

        安娜是海因里希从汉堡的唐人区请回来的人，也不知有意无意，她不仅是中国人，甚至跟她来自同一片区域。

        当安娜把一碗鸭血粉丝汤捧到她面前时，她苦尽甘来的眼泪从嘴角流了下来。

        戈蒂在被窝里又闷一会才起，下床时踢到椅子腿。他陪了她大半夜，一点不耽误第二天早起。

        俾斯曼先生好像永远不会出差错。

        这样想，顺便在装饰镜前检查形象，把头发梳梳好，这种时候，也只能追求不算太糟。

        戈蒂懒懒散散地下了楼。

        餐厅那头，男人的背影宽大挺正，正拿着今日最新时报，元首举手呐喊的半身像占据大半个版面。

        “早安，海因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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