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大义、大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仅从道德上看，只有好与坏，没有大好和大坏。大顺强行分出来了大义、小义，那么大义的解释权在谁手里呢？

        理论上，在儒家士大夫手里。

        可实际上呢？通过开国之初的广泛羞辱，逼着士大夫自辩，大义的解释权落在了朝廷的手里。

        因为，大顺立的这个大义，是以天下、社稷、国家、朝廷为大的。

        这种道德空谈的东西，一旦出现了“大道德、小道德”的争论，也就意味着陷入了功利之中。

        而这偏偏又是符合明末差点亡天下之后的反思，义要于功利上体现，不要空谈扯犊子。

        但同样的，功利的主体是谁？

        谁的功？

        谁的利？

        既是选择了保天下，就是在保一个抽象的东西，不具体到哪些人的功、哪个阶层的利，那就怎么抽象怎么来呗。

        由此，为了符合皇权的利益，也就逐渐扭曲成朝廷的需要，就是符合大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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