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认为，如果不是距离过远，就算不考虑双方手工业效率的差距，那也需要一直到中国的人均拥银量和英国一致，英国才有最基本的竞争力——即中国的人均工资水平和英国一致，月均人均工资4.5两白银。

        但休谟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又绝望地表示就算把此时欧洲的白银都送去，也难达成这种工资平衡。

        这里面关于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争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也是一个困扰了休谟一生的经济学上的疑惑。

        按照此时的自由贸易论观点，认为理想条件下，自由竞争会带来一种均衡优势。

        比如说，英国的纺织业被中国纺织业打败了，那么，英国的资本就会自然流向英国竞争力比较强的方向上。

        比如冶铁？比如纺麻？比如造船。非得干纺织啊？资本会自己配置的。

        不可能说中国啥都行吧？

        不可能说中国纺织业强，那冶铁也强吧？总会有个不适合的、竞争力不强、我们英国恰好合适的产业。

        针对这个想法，有人当时反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荷兰的贸易中间人的角色被他国取代，长时间经营贸易和航运的荷兰，是否能找到新行业来替代呢】

        当然，在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的争论中，关键是“替代”。

        而有趣的是，在此时大顺存在的这个现实下，关键是“他国”。

        大顺取代了荷兰，做东西方的贸易中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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