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岭南这事还不是简单的、非常传统的单纯的土地问题。而是新时代之下所出现的特有问题，之前是几乎没有过的。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大地上也上演过一次，海运兴起导致的西域衰落，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并不是之前统治的核心区，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西域的价值下降，明王朝对西域的兴趣不是太大了，已然是标准的赔钱货了。

        这一次却发生在王朝的核心区，岭南如今当然是核心地区。而且还不只是农民问题，更牵扯到几十万因为贸易路线变更而失业的非农业人口。

        这些问题，蒋友仁和徐圭都不知道，他们没有这样的视角，也没有去做一次社会调查。

        蒋友仁只是试探着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徐圭也对此非常支持，认为若以澳门为基地，在这里培养一些唐人传教士深入内地，的确是个好办法。

        西洋人的模样会招致警惕，官府也容易出手抓住。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发展成多明我会在福建那般，当地百姓挖地窖誓死保护传教士的。

        而这个想法的前提，恰恰就是澳门不能被大顺收回，继续作为一个窝点，远远不断地对内部进行侵蚀影响。

        蒋友仁的视角里，澳门问题，关乎耶稣基督在大顺的未来。

        自然，在经历了这一次被香山县令训斥之后，蒋友仁担心恐怕澳门不保。

        是以，他觉得，无论如何，这一次最好的可能，也就是彻底和鸦片贩子、人口贸易割裂，只要能保住澳门，那些都是可以、或者说理应抛弃的。

        保住澳门，是最高优先级。

        这一点，他和澳门的议事会、军头、教会等，无可非议地达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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