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种井田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工商业，等到工商业发展到足以容纳每年百万级别的破产人口的时候，再把井田一脚踢开。

        这就是纯粹的道路分歧。

        以儒学的意识形态而言，井田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就像是一条奔流的大河，儒学的意识形态，就像是“三代之治说，河不对，应该是一片大湖”，于是筑坝堵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而刘钰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则是认为，把下游好好疏浚一下，让河奔流入海。但是，如同母亲河一样，大顺的特殊性，使得这条河太狂躁了，水流太大，不先把它筑坝堵起来，下面没法疏浚。所以筑坝是手段，目的是疏浚下游，确保下游能容纳足够的洪水之后，再把坝拆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传入之后，华夏被儒学浸润导致很多人本能地亲近、出自文化本能地理解。但在完成筑坝那一步同路之后，原来的同路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这不是一个人能办成的，需要一群人、数百万拥有类似意识形态的人组成群体，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长远的规划。

        现在肯定是不现实的。

        既然不现实，那刘钰宁可发洪水，也绝对反对筑坝，搞反动。

        皇帝的担心，是从大顺王朝的稳定性考虑的。

        小农经济越稳定，王朝也就越稳定。

        对皇帝而言，对外扩张，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搞钱。搞钱，是为了让王朝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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