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农民起义的危险性，可比那群西南土司大得多。

        以史为鉴，即便刘钰说过无数次了，线列兵加野战炮加棱堡，北方游牧的祸患可以就此告别。大顺参谋部推演出的“棱堡时代已经结束”的结论，是说大顺和西洋那些国家的战争、以及必然技术扩散的引信木托爆炸弹的影响，而不是说北方游牧——养得起瑞典炮兵的准噶尔，靠的是金矿铜矿和天山的耕地、棉花、小麦和手工业，它就根本不是个单纯的游牧势力。

        但终究考虑历朝历代的历史，经验主义的错觉、刻舟求剑的潜意识，使得皇帝潜意识地觉得北方问题比西南土司要严重的多。

        西南改土归流，站在皇室和王朝家族的角度看，就是修修补补。

        除去西南改土归流，还有西北移民、东北移民，乃至于皇帝设想的郡县朝鲜和北越，要么就是小事，要么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事。

        而治水，治淮、治黄河、废漕运等等这些，属于是站在李家王朝角度看的大事、治标治本的那种。

        刘钰就说过，皇帝很自负，皇帝想办大事、治标治本的事。因为剩下那些在李家王朝看来的小事、治标不治本的事，即便儿子不如自己，也差不多能办成。

        可大事，就没有一个简单的。

        甚至可以说，治淮、治黄河、治水，竟然是这些大事里最最最简单的那个。

        剩下的，李家王朝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保证小农经济、保证自耕农、保证土地兼并的延缓，保证不至于民不聊生。

        胥吏狂欢、基层加派、士绅控制、土地买卖、黄淮水灾、兼并破产、漂没贪污……这才是要解决的大事。

        而这些大事里，开口就要3000万两白银的治淮，是这些大事里最最最简单的一个。

        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才堪堪能解决一个最最最最简单的大事，而且还不保证这件事最后到底能不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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