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砚台是我小学时，用四十个二踢脚和班里的“老金”换的。二踢脚是我大堂哥来我家时带给我的，大堂哥幼时随大伯在老家务农，大伯想让父亲帮忙，让大堂哥参军。那时父亲遇到了点事，不太方便。就请战友帮忙，结果大堂哥没去成向往的空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工程兵。他当兵五年里，一直在四川绵阳开山放炮，用炸药炸石头，挖防空洞。一次春节探亲回老家，路过京城来看我母亲，给我带来了一百个二踢脚。说是他们自己用不响的哑弹做的，二踢脚很细，只有拇指粗细。但真的响啊，还飞的特别高。我放二踢脚时，全院都镇着了。

        “老金”和他哥哥“大老金”听到响声后，就缠上我了，非让我给他们几个。

        “白纸扇，给哥们儿几个！不给我，小心我扇你。”这个带着狗皮帽子，一袖子大鼻涕，大声威胁我的人是老金。我同班的同学、习惯性蹲班生。“白纸扇”是我的奇葩班主任给我起的外号。我们这班主任一口的江湖黑话。她说我们班乱都是我这个“白纸扇”在扇阴风、点鬼火。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白纸扇是什么人。

        我虽然很怵这俩货，可那时小孩子玩的东西太少了，这超级响的二踢脚，绝对是难得之物。我决定誓死捍卫。“离我远点！你敢抢我的，我就点着了，炸飞了你。”

        我瞪着眼一手点着香头、一手二踢脚。随时准备着点着了，扔过去。这东西的威力太大了，加上我拼命的样子让“老金”也犯怵了。快退了几步。

        “白纸扇，有话好好说啊！没人要抢你的东西，我们换好不好？”说话的是“大老金”，他比“老金”大两岁。已经上初中了，前几年他父母经常挨批斗，他可比他弟弟收敛、懂事。

        我本来是不愿意的，可我心里扇了扇白纸扇，就明白了利害关系。我不能带着二踢脚上学吧，这厮在学校，有的是手段整治我，还是见好就收吧。谁让我从小就是败家子呢。

        金氏兄弟回家了一会，小老金捧着肚子，大老金殿后掩护就来找我了。一会我们就在主席像下的灯影里，完成了一次丑恶的“投机倒把”交易。交易的内容就是我用四十个二踢脚换一块石头，我是在大老金一次次“爆栗”下，和小老金每天打我的威胁下，屈辱地接受了不平等条约的。我小时候把此次交易条约命名为《脑袋疼条约》，和《辛丑条约》、《马关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一起仇恨地记忆进我思维深处，但可能因为考试不考，我学习一紧张，我竟然将最让我仇恨的《脑袋疼条约》给忘了，应试教育害死人啊。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忘记了《脑袋疼条约》是不是也背叛了苏联伟大的导师啊。

        小老金留级两次，比我大两岁，而且学过撂跤。真真的打不过啊。大老金给我砚台时，吹的天花乱坠，说这是苏东坡玩过的砚台，还一个叫“米饭”的也玩过。我赚老鼻子了。我当时只听大堂哥说过他在成都倒车时，吃过一次东坡肉，能香掉牙。也是刚听他说过，才知道有个叫东坡的玩意，“米饭”我也知道，晚上吃的就是。

        一年前在金源顶楼吃火锅，偶然发现邻座是小学同班同学“田包子”，古龙说过，一个人的名字也许会起错，但外号却是绝不会叫错的，他现在长的像极了五块钱一个的那种大包子，不像小时候的那种一毛钱仨的“西四包子”。（那时西四新华书店路南，有个包子铺，半发面，所以包子不大。现在想起来，满嘴的哈喇子啊）听他随便聊起小时候的同学，说到“老金”时，眉飞色舞，说他们俩现在可抖起来了，不姓金了，人家姓爱新觉罗了，那个被枪毙的汉奸女人是他们的堂姑奶，他们俩过去在潘家园练摊，人家现在和“片白儿”在京城电视台做节目，被人称作是文物鉴定专家，女儿现在是网红，抖音上什么“格格”就是大老金的女儿。

        “唉！卫星，我和你说啊，他们俩现在还找你呢，说和你没完。”“田包子”已经是酒精上头了，喷着一口的酒气，大喇喇地对我说。

        我诧异道：“这怎末个说道啊？我哪得罪他们二位了。”我和这二位能有二十多年没朝过面儿了，没想到还被这哥俩儿惦记着呢。

        “田包子”边剔着牙，嘴流着哈喇子，要多脏有多脏。他喷着口水和我说：“不知道因为什么？他们上次回老宅，在胡同里碰到我，问我有你的消息吗。我说没有。他们许了两瓶85年的五粮液，让我有你的消息就告诉他们。你给我留个电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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