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什么事情都要钱哪！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按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估算，这一块每年的预算就达到五千多万两，而当时清廷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一亿两多一点。

        结果呢。除了北洋六镇按编制完成编练任务外。其它省份大多减少计划，或者根本就是有名无实。而北洋新军之所以得到朝廷财政支持，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负有拱卫京师之责，靠着朝廷强制摊派才得以保证经费的。为此，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令人惊讶的是。在清王朝控制力日益缩减、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它的财政收入居然还能以每年数千万两的速度增长，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筹款，清廷只能向下摊派，而那些地方督抚们也叫苦不迭，上面催得紧了，只能层层转移，向最广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原本为镇压太平军设立的厘卡制度。不但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撤销，反而越征越多，厘金由此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

        当时，清廷和地方政府在传统的税收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这都是以前所没有的。

        由于税收加重，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因为推行新政、增加摊派而引发的民变事件愈来愈多，民众对朝廷和官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高涨，如各地毁厘卡、抢米风潮、冲击新设立的警局甚至捣毁新学堂。

        用民怨沸腾来形容清末的最后几年，也许有些过分，但广大民众对这个威权逐渐减弱的朝廷确实是丧失了感情。如果有人要去推倒这棵腐朽的大树，他们是乐见其成，甚至是会上前助一臂之力的。

        这也就是革命军，乃至同盟会发动起义能够应者云集、迅速扩充的原因所在。虽然不排除会党的作用，也不排除参与的民众有趁火打劫、凑凑热闹的心理，但对官府的长期不满，需要一个渲泄的渠道，也是主要的原因。

        通俗一些来讲，就是长期受压制的边缘群体有翻身的愿望，有斗争的诉求，却没有管治的能力与妥协的精神。而当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动荡时，骚乱便可一触即发。就好比是，舞台已经搭好，只等着机缘巧合的人登场而已。

        而复兴会和同盟会的革命党则是要粉墨登场，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的人。显然，复兴会的行头更光鲜，唱念作打更是样样精通，表演得更好，得到的掌声更多。

        对此，陈文强是有切身体会的。到达广州，他首先便来到粤汉铁路广东分公司，查看工程进度，召集董事会议。虽然他在外期间，电报联系也没有间断，但还缺乏更细致的了解。

        令陈文强感到欣慰的是，粤汉铁路广东段的修筑还是比较正常，工程进度并没有受到广西战乱的太大影响。从与各董事的随意交谈中，陈文强知道他们还是有疑虑的，但革命军的纪律和行动，以及复兴会喉舌的宣传，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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