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当台湾经济如奇迹般的迅速崛起，当特区模式不仅震动朝堂，更如一计巨雷般震醒了亿万中华民众，奇迹的缔造者之一载洵却总是喜欢将这份功劳更多的归功于卞宝第总督。
而且，载洵在亲近之人中，也从并不避讳“马尾长谈”。
抛开后史学者口中那些所谓“划时代意义的一次会面”等等，用载洵的话说就是：一个是胸怀大志，想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清廉总督；一个是在欧洲时即以“钱多、人傻”著称的资本大鳄，哪还不会一拍即合？
当然，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是载洵的出身。
在这个时代，并不是任何的外来投资，都会获得官方的认可。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继承自明朝，已经有数百年计。晚清的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也大多是官督商办的形势。
一切的大局，都离不了朝廷的掌控，才能进行得下去。纵是为清流一党所诟病的北洋拥兵自重，不也是有着老佛爷的纵容才逐渐形成的吗？
若不是旗人官员一次又一次让圣母皇太后失望，若不是李鸿章“内媚宫廷、外拒洋夷”，老佛爷又怎么可坐视北洋壮大，一手遮天?
说穿了，还是老李同志既有眼力见儿，又有真本事，才赢得了老佛爷的高度信任甚至是依靠。不论啥时代，当官必须要懂得媚上御下，还要有些真本事，二者缺一不可。
可所有行业都必须由官方控股的结局就是商场也变成了官场，大清首富胡雪岩不也是混成了红顶子才如鱼得水的？
让民间掏银子，却又不放权，这种体质比后世的“国有企业”还要恶劣，到最后各位大员督办的行业，几乎都成了摊派性任务，直到最后朝廷欲收回官方只占百分之二股权的川渝铁路，引发四川护路运动，继而又爆发了辛亥革命，导致了清政府的彻底灭亡。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民谋利的政府才会受到民众的爱戴与拥护，心中有百姓的官员才能称得上是好官。
卞宝第无疑是个好官，无论是在载洵穿越前的那个时空，还是在这个已经被一只叫做载洵的小蝴蝶改变了进程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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