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克林德事件之后，大清与西方各国的关系急转之下，老佛爷对洋人的态度也从惧之、媚之变成了咬牙切齿。尤其是《宣战诏书》发布之后，老佛爷数度急宣还在两广的李鸿章北上勤王，甚至许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莫大恩宠，可李鸿章的回电竟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随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响应了李鸿章的号召，“东南互保”，拒不与洋人开战，并督促朝廷尽快开始和谈。

        “东南互保”标志着大清的统治对于地方已经开始失控，皇室的权威下降到了最低点。也因此使得慈禧对于汉臣的信任变得有所保留。

        虽然，迫于形势，《辛丑条约》之后，太后不得不继续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汉人重臣，但那是因为满人实在不成器。领班军机的荣禄也是个捧不起的废材。

        如果这时能够出现一个皇室子弟的勤王将领，能够力挽狂澜，让大清体面的结束战争，即便是巨额的庚子赔款仍不可避免，《议和大纲》12条亦省却不得，但至少可以为载洵个人赢得急需的声望，说不定……北洋……那就没袁大头什么事了。

        “守住北京！”这是载洵的心中对于“庚子国变”的底线。

        至于说义和团，载洵表示同情，但却没有太多的好感。如果说早期义和团的出发点还是爱国的，但后期接受招安后，那些所谓大师兄们的丑态，和民众组织所缺乏的纪律性，都让人为他们的牺牲扼腕痛惜的同时，又深感不耻。

        在这一点上，载洵的观点与李鸿章相差不远，但又有本质上的区别。

        大清总督们视义和团为妖人祸党，而载洵却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缺乏先进阶级领导，受少部分人蒙蔽的可怜农民罢了。

        事实也证明，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就让我去做那个启智之人吧！”

        一年多的军校生涯，载洵的个子长了不少，如女子般白晳的皮肤也黝黑了许多。只是心中的理想却从没有变，或者说，是更为坚定了许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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