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洵带着扎哈和小丫鬟下船时，受到了大清驻英使馆一众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就连英国外交部门，也派来了几位武官一同迎接洵贝勒的到来。
载洵很是恶趣味的猜想了下，这些英国外交武官的到来，是因为自己大清贝勒的身份，还是“女王的东方守护骑士”更有面子呢？
一辆四架的马车等候在码头上，这应该是薛福成所能派出来的最高档马车了。虽说驻英公使是正三品的文官，薛大使还曾获赏二品顶戴，但与载洵这位皇亲帝胤的当红炸子鸡相比，那神马学政督办的从三品官职不提也罢。
薛福成可不是什么昏庸愚腐之辈，身为李鸿章重要幕僚的他，堪称晚清洋务运动和资本工商业的发起者之一。
剿长毛、镇捻军的时代，一篇《上曾候书》，洋洋万言，让曾国藩也不禁击节称叹，引以为重幕。文正公身败天津教案，吐血而亡后，薛福成又转投李鸿章，写下了《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提出了对未来北洋海军的构想。而事实上，后来的北洋水师就是依照他的这个构想而组建的。
这是一位大才，也是一位能吏。能够在大清最为孱弱之时，援引国际公约，刚柔并用，使得英国同意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为中华收回了部分滇边领土和权益。
对于这样的人物，载洵由衷的感到敬佩。
所以，在位于伦敦波特兰街49号，大清驻英公使馆中，载洵与薛大使的见面，是相当和谐的，双方的交谈非常愉快。曾走访欧洲多国的薛福成，赞同建立“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的私人公司，更认为“西方之富强，百倍于中国”，并具体的提出了“求新法以致富强”、“选贤能以任庶事”、“造机器以便制造”等二十一条“养民最要之新法”。
这些的论述，对于载洵来说，当然显得有些幼稚。可这并不代表薛福成的无能，只是受限于时代的限制，能有这样的见识，在这个年代的中华人中，已是视野开阔，思想先进了。
对于载洵，薛大使亦有相当的好感。〔
正相反，出使泰西，使薛福成比其他人更深刻的感受到了“国为不强，民为不重”的尴尬和耻辱。当一个国家贫弱可欺，那这个国家的人民，在世界各地也都不会被人所尊重。
更何况，大清朝认为海外移民皆为天朝弃民，对其遭遇更是不闻不问。所以，这些年海外华人的悲惨遭遇，薛大使也是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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