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朝堂上成为他对手的，当然也不是寻常人物。

        翁同龢，状元出身，同治、光绪两代帝师，以户部尚书之职，列身军机、协办大学士，是光绪帝亲政后最为倚重的大臣，同时，也是清流一派之领袖。

        湘军老大曾国藩在世时，曾检举过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斥其在与捻军的交战时处置不当，纵容匪患。而那一纸措词激烈的劾书，正是出自李鸿章之手，“臣职分所在，理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以退为进，锋芒内敛又暗藏杀机，这样的套路正是李鸿章之所最为擅长之事。逼得有心维护翁氏的太后和皇帝也无法为其说情，只得判了翁同书斩刑。

        亦为帝师的翁父翁心存闻后气急身亡，太后遂以眷念师傅的名义，改判翁同书为充军新疆。但对于翁同龢来说，父死兄徙，好好的一个家，因为李鸿章的一纸弹劾变得如此凄凉，此等大仇怎能不报？

        从此以后，翁同龢因仇而敌，凡是李鸿章赞同的，翁师傅皆反对。就连北洋水师添置新舰的奏折，也因为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师傅的一力反对，而被搁置下来。

        将家仇置于国恨之上，载洵对翁同龢的所作所为，并不认可。虽然，幼时伴皇帝二哥读书时，也曾聆听其教诲，翁同龢也算是载洵的老师。

        但甲午之战，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翁师傅身为国之重臣，仍不能与李鸿章戮心同力，共抗外侮，反而是落井下石，大拖后腿，此等行为，实在令人不耻。

        所以，即便是载洵与李中堂一直互为假想敌；即便是以翁师傅为首的清流，对于南洋船政大多抱以友善的态度，载洵也不屑与其为伍。

        同为大学士，同为权势滔天的大人物，翁、李之战每次都引人关注，又令朝官们习以为常。翻来覆去就是那么点事，总结成一句便是：李中堂要钱办事，翁师傅就是不给，爱咋咋滴。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人称李合肥，而大学士又通常被人称之为宰相。翁同龢的老家是江苏常熟，汉代时的户部尚书一职，被称为大司农。

        这副在大清流传甚广的对联，刻画的入木三分。讽刺的是大清朝堂之争，暗喻的却是八旗天下的日渐西山。

        大年之后的第一次朝议，也不外如是，二人的纷争因为李中堂一纸为北洋水师申请弹药购置费的奏折而起。见“李二杆子”又要替他的北洋要银子，翁师傅哪还忍得住？李鸿章刚奏完本章，光绪还没有答话，户部尚书便出列而呼：“吾皇万岁，臣有本上奏。”

        光绪清秀的帅气脸上浮起一丝无奈，又不能卷了翁师傅的面子，也只是任由他举典述据，挥臂怒斥，与李鸿章吵个了面红耳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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