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程出发去乡下过年的前面几个小时，花寂在她的小房间里反复进行了一个动作：

        她拿起复读机和复读机下面藏着的东西，又放下，拿起，又放下，小眼睛看看屋外，看看屋内，犹豫不决，很明显是偷偷摸摸的样子。

        那东西，是元旦联欢会之后，岑琳留给她的she的磁带。

        亏她胆大，好了伤疤忘了疼。

        当年张歆新专辑被祸霍在家，她不是不记得了。

        只是，唱完歌以后，杨溢和几个女同学起哄说，她唱歌挺好听，想以后听她多唱几曲，然后岑琳顺水推人情，说要把磁带借给她，她没有太坚定自己的立场，半退推半就地收下来了。

        她又怎么会忘记，高中之前，她也曾是学校的文艺明星。

        可以自信地站在真正的市级舞台之上，代表他们学校，在聚光灯下，和另外两个老师的小孩，进行“三重唱”表演，还是歌唱香港回归的一首歌，有着被本地电视台转播过的巅峰时刻。

        沉寂许久已经失去了骄傲的她，再度被人“吹捧”，哪怕只是客套话而已，都足够令她陶醉。

        忙忙碌碌、收罗东西的妈妈经过她身边，花寂反应太慢，来不及藏好就被妈妈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之前惨烈的一幕袁萍清也没有忘，她假装愠怒说：“怎么还敢拿回来这个？”

        花寂垂头没有作声。

        还好，不至于像花平津那么固执迂腐，袁萍清偶尔还有开明的一面，多多少少，想到对女儿的亏欠，想到假期该有的轻松，想到春节这一路该有的平安吉利，她的语气缓和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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