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荫”被大宋的官家们玩到了极致，就连皇帝郊祀的时候，官员致仕的时候或者官员去世的时候都能“恩荫”，反正只要是个理由就可以“恩荫”。

        尤其是对于皇族来说，“恩荫”的门槛更是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原本大宋的规定是皇族宗室七岁授官，仁宗时改为襁褓之中即有官位。庆历七年，一年内单是皇族授官的就达1000多人。

        至于其他的文武官员，则以地位高低对其家属近亲授官，甚至职位低微的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真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

        如宋真宗天禧元年太尉王旦死后，皇帝就一次“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故吏授官十数人”。

        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曾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意见:“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

        然而并没有什么鸟用，大宋的官家们该玩“恩荫”的还是接着玩。

        而且除了“恩荫”之外，还有输粮输钱授官、卖官鬻爵等“非正常”入仕方式，也是助长官僚队伍膨胀、“冗官”形成的原因。

        比如遇到了灾荒，只要地主肯于开仓出粮或雇用民夫肯于出钱的，也可视其出钱多寡由朝廷授予官位——

        这种玩法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再好的玩法也照样能给玩出花样儿：“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所以大宋的官员就多如牛毛。

        哪怕赵桓之前说过要解决冗官的问题，实际上也没什么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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