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起个更好听的名字？这个名字在我看来实在是太悲观了。”

        “因为我的父亲觉得万物可休，什么事务，哪怕再怎么美好，终归是要结束的。”

        “那么对轰炸呢？”

        “嗨，那种事距离我们远着呢，我们去不了。人们空谈强大，而一说到实施打击，他们就尴尬了。”

        “您的父亲入党了吗？”

        “当然，他是老党员，从北伐开始就似运动的老战士。”

        “您同他关系好吗？”

        “怎么会不好呢？”驾驶员微微一笑，“他是个杰出的人。我很佩服他。您知道，他为别人安排飞机从伦敦到香港。他十分喜欢他手下的那些飞行员，温柔得像个女人，他说，勇敢得像个年轻士兵父亲和他一道执行过任务。应当明白，这条民用航线不是军入开辟的，元帅对此很关心，于是父亲奉命与他交朋友父亲说这个。有个飞行员写本书，谈过吗？”

        “听也没听说过？”

        “他讲了许多事情，他像孩子一样轻信，父亲说，根本不用提醒什么当然，同所有上了岁数的人一样，是个酒鬼，好色之徒。父亲打算在监狱找到他，父亲认为，战败后他会坐牢。他对父亲说，一个人跨越大洋飞行是最愉快的事，你，蓝天，地平线我理解他，其中包含看瓦格纳的东西…、奇怪的是一个中国人会有这种感受。”

        “那么雨果呢？”常凯申冷笑道，“巴尔扎克？莫伯桑？左拉？他们难道没有感受？”

        “我不喜欢他们。他们写得有些轻松，而我认为，读书最重要的是思考。我喜欢读起来很费劲的书当我感到一切清楚不过时，一切就变得索然无味，似乎人们在撒谎。作家是一种特殊的人，面对作家的思维我感到害怕。”

        “他应当做个飞行大队长，”常凯申叹了口气。

        齐可休高兴地说：“正是这样”纪律是必不可少的，所有一切都需要有纪律，否则就会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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