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最是了解高天来的心理，他笑道：“王旅帅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这利润都是商家机密怎好随意乱说，不过赚不赚钱，只要看高东主和诸位茶商们的衣着体态就能揣测一二了。”

        李保如此打圆场，众人自然都是融洽了。

        王建更是应变极快，他忙向着高天来道：“高东主见谅，是某鲁莽了。”

        高天来忙道：“不敢。”

        然后他继续开口解答王建方才问的蜀中茶叶产量问题。“蜀中年产茶计有四十万担左右。以往大部分的茶叶乃是转运至关中及塞外，如今大王的山河社每年购置销往西域的茶叶业已占据了蜀中茶叶的一多半。”

        听到这里，王建继续问道：“那诸位家中都是拥有茶园吗？若是单纯依靠贩卖怕是不会赚多少钱吧。”

        “王旅帅所问的正是关键所在，某等家中几乎都有大大小小的茶园，不过某等的茶园产量有限，大头还是在官营的茶园。”

        唐代农产品中只有茶是典型的商品化生产，原因如下：

        唐代茶园所有制有三种：即官茶园、道观或者寺庙茶园，即以寺庙道观为单位由僧尼集体经营的茶园，一般都具一定规模，且制作精良、品质优异，多为名茶，在市场上享有声誉，对寺院经济的膨胀有密切关系。第三种是农村个体经营的茶园，包括士大夫，自耕衣，雇衣经营的茶园。

        士大夫经营的茶园规模校大，雇工采制，如《太平广记》载：“九陇人（今四川彭县）张守珪，家甚富，有条园在仙居山，每岁采茶人百余辈，男女佣工杂处园中……”这显然是一个颇具规模的茶园。

        白耕农经营的茶园占绝对支配地位，是商品茶的主要来源，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诗人李商隐说，“沪州（今属四川）所管五县百姓……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全唐文》卷772年）。

        雇农则没有自己的茶园，租入耕种，以谋生计。陆龟蒙曾隐居顾渚治山，且“置园顾渚洁山下，岁取茶租，自判品第。”《新唐书，隐逸·陆龟蒙传》说明陆氏把茶园祖给农民。

        雇农租入的茶园以实物（饼茶）向茶园主交纳地祖，剩余的投入市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也是一种商业化生产。所以在唐代除了官茶园外，寺观所有的集体茶园和个体茶园两种所有制茶园，却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品化生产，从而促进了茶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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