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在河西任职的第二年，我一位无锡的好友给我写信，老夫才知道，我前脚刚走，那侮辱晴心的罪犯后脚就被释放了出来。

        老夫自然震怒不已。

        可老夫当时权力，也管不到此事，只好拜托我那好友，暗中搜集消息，再传于我。

        好友调查后告知我，那罪犯出来之后，反更变本加厉，不知多少良家妇女被其祸害。但因其家是无锡望族，一直逍遥法外。

        老夫那时才明白，我判的十年太轻。

        按我朝律法，罪犯在牢狱之中若表现良好，可得减刑，十年减成五年，五年又减成一年，故而可以那么快被释放出来。

        但减刑要批，区区县衙没有这个权力，至少要通过两浙路提点刑狱司这条线，而且也不可能一下减那么夸张，至少以那无锡望族的能耐，不能够。

        老夫便开始怀疑，当年的案子，另有隐情！

        数年之后，辗转经过多番调查，老夫终于查明，当年晴心的案子，还有一个参与者，在东林书院讲学的一位大儒之子！

        当年我没能查明的两个疑点，正是因为有他的参与！

        而他那位大儒父亲，在朝交友广泛，人脉颇大，正是他的面子，才让两浙路提点刑狱司将那望族之子减至无罪的！

        可是真相虽查明了，以老夫当时的权势，还是斗不过那位大儒，只好一边忍耐，一边偷偷搜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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