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万千官吏中，终究还是会出些愿意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人，另外还有一些因为要维持统治而不得不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人，这些官在现天下大局不妙的时候，就会推行改革。

        萧客这几年身处基层，对华夏改革的理解，已经逐渐由当年的理论理解，开始深入下去，同时也看到了更多的方面，更多的问题。

        改革的需要，是根植于华夏社会的现实进程之中，无论是内部现实问题层出不穷，还是外部制度竞争的压力。都使政治改革成为一种迫切需要。迫切需要被强行压制，是因为存在另一种更迫切的需要、另一种更严重的隐性危机：保持基本稳定的需要，对于政治转型过程极其极端化后果的担忧。

        社会的大转型，成功的要决在于整个过程中保持稳定。

        改革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利益的重新分配，从上到下莫不如此。

        在华夏，任何一项改草，都必须得到最高掌权者的支持，都要得到尽可能大的权力，否则，你将一事无成。

        古今中外，任何改革必然是对既得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受益者自然拍手称快，而受害者必然竭力抗拒。

        华夏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从商鞍到张居正，多以经济改革为主，以吏治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范仲淹同学是第一次。从华夏的历史看，任何一次改革，只要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便如同与虎谋皮，没有一次不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将用人的权力，交给一两个官员，势必会造成，“用人惟亲，用人唯我”的长官意志，造成托关系，走后门，巴结上司，献媚权势的歪风邪气。没有体制外的监督，休想触动官场**的一丝一毫。

        当时的官场，不论有德无德、有才无才，有能无能，熬年头，拼资格，只要没有什么过错，不愁不能升迁。所以范仲淹的吏治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这次改革触及了庞大既得利益集团。

        任何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一种制度。给它带来灾难甚至最终导致灭亡的“忧患”几乎是同这个王朝、这个国家、这种制度与时俱生的。这如同一个人，在他诞生的冉时，导致他死亡的基因已经潜伏在体内了。萧震深知，一个政权应该在它还能基本控制局面的时候，在软力量和硬力量都相对强大的时候，果敢地即时地向社会让步，这样掌握改革和社会展的主导权。软力量一旦丧失，硬力量的强大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一个政权的长久维持不可能单单凭借硬力量。一个传统政府能否成功转型，根本上取决于能否留住人心；而能否留住人心，又取决于能否把握时机。在历史转折关头，人心往往稍纵即逝。

        坐在前往金宁开会的奥迫胎上，萧震一边看着林磊握着方向盘的手，一边联想起在美国时跟小姨的交流。萧定深知改革不同于革命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改革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政治秩序改良。社会稳定的前提是社会结构的稳定，尤其是社会力量对比的稳定。这意味着改革是在原有力量对比基础上进行的，一定的力量对比格局决定着一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强势群体仍然强势，他们掌握了各方面优势资源，有能力左右改革走向。伤害强势群体根本利益的改革必然被阻止，只有由弱势群体承担主要成本的改革才可能比较顺利推进，因为后者无力保护自己的权益。

        除非根本改变原来的力量对比格局，否则改革不可能导致利益格局的天翻地覆。利益的来源、得益与受损的人群可能有所不同，但强弱贫富的主要对象难以改变。一旦改变原来的力量对比格局，改革即突变为革命。革命是通过对占人口多数的下层力量的动员，改变力量的对比关系，使弱者变为强者。只有在这种力量对比格局生根本改变的基础上，利益格局才可能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变革的成本才可能主要由原来的强势既得利益群体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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