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本来是《礼记》依据过往历史和传说提出的两种社会形态，由于这两种形态既关乎由仁义引导的道德价值秩序，又关涉由礼法建构的社会政治秩序，因而随着历史变化的需要，不断被学者做出新的解释，其涵义也不断得到分梳和丰富。其，特别值得重视和辨析的，是孟的“仁政”“王道”政治观，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天下如一家，国如一人”的思想命题，它们在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成为近代以来国人所理解的世界“大同”的主要思想构件，但正是“大公无私”的大同理想让我们陷入“乌托邦”的空想和灾难。今天，要让传统的天下观尤其是“天下为公”的理念发挥积极的合理的作用，就要结合国历史上的两大矛盾——“舟水”和“夏夷”，对上述观念及其问题加以辨析，既在政治上明确“谁之天下”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又传承并创新其的人道德价值和哲学思想。聚焦于“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论题，也有利于廓清当前围绕传统思想化展开的各种论争。

        关键词：天下为公天下为家公私一家一人

        近代以来，在西方化持续的冲击下，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总体性的变化，莫过于传统的“天下”观：天下不再限于秦朝以来“天下国家”合一的国疆域，而扩展至整个世界;即使人们仍然习惯于把国称为天下，那个过去一直作为统治天下之合法性的“天”，却连同帝制一起被废黜了。

        正因为近代以来国所经历的这一革命性变迁，以“天下为公”作为价值指向和理想的传统天下观，非但没有被丢弃，反而发挥了远比历史上更大的影响力：它既昭示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家天下”的主权在民的新社会新秩序，又以其丰沛的人道德意涵，鼓舞着国人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担当，乃至产生为人类做出贡献的崇高责任感。

        然而，吊诡的是，就社会形态而言，“天下为公”本来指的是“大同”社会，但是当着我们以“大同”理解社会主义和**，把“公”“私”对立起来，搞“大公无私”，却一度陷入“乌托邦”空想，造成极大的灾难性后果。改革开放之后，国的最高执政者以务实的态度承认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进并推广市场经济，把社会发展目标定为“小康”，使社会各方面都发生重要变化，经济上的崛起更是举世瞩目，这大大地激发了国人的“天下”意识和“家国”情怀，传统思想资源得到高度重视，而从引出的观念和论点也形形色色。

        面对在国内推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重建明秩序，在国际上维护和改进二战以来的现代国际秩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创造条件这两大任务，我认为，“天下为公”依然能够为我们提供思想资源和价值观的支持。聚焦于“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论题，也有利于弄清围绕传统思想化的各种解读和争论，廓清弥漫其上的迷雾。这就需要我们对“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论题做出历史梳理和理论解析，因为它们的基本涵义虽然源于儒家典籍，却非一次性给定的，而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获得新的意蕴的开放性命题。

        如所周知，“天下为公”语出《礼记》“礼运”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其，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紧随上面这一段的，是对“天下为家”的社会状况的描述：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其，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君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两段话今人皆耳熟能详，前后对照理解，也应无大碍。依据以往历史和传说而提出的“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从权力产生和社会治理的角度看，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天下为公”之“为公”，是为天下所有人，而不偏私于一部分人。然则天下的主体是谁是尧舜，还是天下所有人尧舜是传说德行高尚的帝王，并见于《尚书》等典籍，他们作为帝王，是因为有德而获得推举的结果，借用周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也可以说他们得到了天的赞许和襄助，秉承了天道之公，维护所有人的生产生活，让所有人都能安居乐业，而非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因此可以说，天下虽然名义上是尧舜的，实际上却属于天下所有人，“天下为公”故可以理解为天下为所有人共有共享。

        《孟》有一大段与此相关的对话，颇有价值，亦颇堪玩味：万章问孟：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曰：否。天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不能以天下与人。”[①]他还引证《尚书》“泰誓”的那句名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表明，在孟看来，禅让制虽然形式上是两人相让，却非私相授受，而是向天荐人，天虽不言，而人之做人做事必昭示于天、昭示于人，故德才兼备之人必广为人道、信誉昭著，乃至如舜一样为众人推举。

        上古时代这种禅让制到大禹之后就戛然而止，历史由包括尧舜之世的五帝时代，进入到史称夏商周的“三代之治”，最高权力也变成了世袭。禹推荐的益未承大位，即位的是禹的儿启，孟的解释同样是“天与”和“民与”，因为“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但问题在于，启或如此，而后世之帝王未必如此，世袭却成了历数千年而不变的制度。如果说尧舜之世真正属于“天下为公”，顺天应人、替天行道;那么，后世的朝代及其帝王，即使声称“奉天承运”，通常却是打天下坐天下，其“天下为家”固然可泛指百姓各为其家，但更是指天下(国家)为一家一姓世袭之君主所拥有、所统治，是君主之“父传，家天下”。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